苗族的祖源故土在哪里?她的发祥地在哪里?国内外学术界向来有“西来说”、“北来说”、“南来说”和“神州土著说”。前三者认为苗族是由外部进入中国的，后者认为苗族是中国三江流域最古老的土著民族。

关于“西来说”。其代表人tr是法国的萨维那和美国人凯瑟昆西。法国传教士萨维那20世纪初在老挝北部及我国西南地区传教，他于年出版第一部《苗族史》。他认为苗族起源于帕米尔高原与波斯湾之间，由米索帕托米亚向东行阻于帕米尔高原，折向东北，经土耳其斯斯坦，循乌拉尔山西麓至北纬60余度以上的北极地带，又转向东，越过西北利亚经蒙古大草原，而于多年前来到靠近黄河拐弯处的中国河南省。美国人类学家凯瑟昆西于20世纪80年出版了《苗族：一个人们共同体的历史》，他认为苗族的祖源故土远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一带，多年前他们才穿越西伯利亚迁徙到中国。他认为苗族的祖先是多年前生活在西伯利亚的高加索人的一个亚族。我国学术界基本不接受苗族“西来说”的观点。 　　关于“南来说”。法国人拉古佩里在其所著《古代中国文化之西方起源论》中认为，苗族属东南亚泰语系。苗族自称mro，印度支那意为“民族”或“部族”，在史前即散布于亚洲西部边缘。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在《苗族调查报告》中，首先肯定“苗族属于蒙古人种”。但他又说：“印度支那之各民族中身短，与苗族类似者很多，此实深可注意事。”他还说：“从民俗学上的事实考证，苗族的生活习俗与印度支那完全相同……我认为可列人安南民族。”他在苗族北来说和南来说之间犹豫，或者说是提出了两种假设。因为东南亚有苗族，苗族“南来说”影响了中国的一代学者。南来说又分为交趾支那说和南太平洋说。持交趾支那说的有王桐龄、梁启超等人。王桐龄在其所著《中国民族史》中说：“黄色人种，下了帕米尔高原以后，便分道往东南、东北两方进行。往东南方向进行，历史家称南三系；往东北方向进行，历史家称北三系。南三系中第一族，迁到中国中部、南部～即扬子江流域七省，西江流域五省，及印度支那半岛，即越南、暹罗等地。历史家称之为交趾支那民族。现在四川之僚，贵州之苗，广西湖南之徭……皆属此族”。梁启超也同意此说。他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说：“苗蛮种类甚多，今在滇黔桂诸省者，细别之，不下数十种。经学者研究之结果，区为三大系，日苗，日摆夷，日倮倮。古三苗之称，是否即用此分类，无从悬断。此族来自何地，无可考。惟现在尚有安南、暹罗、缅甸三国，代表彼族之三派，而皆在南服。” 　　南太平洋说是交趾支那说的扩大。翦伯赞在其所著《中国史纲》中，他把中国各个民族的来源分成两大系，即蒙古高原系和南太平洋系。华夏北狄各族，属于蒙古高原系。苗夷民族，则属于南太平洋系。他认为南太平洋系之流人中国，大约分成两条路线：“其一支似由越南溯湄公河、澜沧江；或由缅甸伊洛瓦底江，以达到云南……另一支徙入中国西南太平洋系人种，自向北发展，徙入四川。这一支人种就是所谓西南夷。亦即今日苗族和夷族的祖先”。 　　关于“北来说，”即“蒙古利亚”说。日本的鸟居龙藏在《苗族调查报告》中肯定“苗族属于蒙古人种”。他说，苗族在体质人类学方面，属于“蒙古利亚人种”。认为苗族人皮肤黄色带赤，及其面积均足以证明苗族人具有“南亚西亚”蒙古人的特征。苗族源自蒙古利亚，约年前迁徙至中国，并在黄河中下游建立起“九黎”国。 　　上述“西来说”、“南来说”和“北来说”，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都是舶来品，即都是最先由外国人提出来的；二是都认为苗族是由外部迁入中国的，即说苗族不是中国之土著民族。对苗族“外来说”，我们实在不敢苟同。 　　众所周知，自从西方人取得了海上霸权，他们的舰队可以自由航行全球各地之后，西方学者对于世界许多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就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心。虽不能说这些学者都带有为侵略行动服务的目的而进行研究工作，但是他们的白种人优越感与种族偏见显而易见。他们不仅提出苗族外来说，甚至还提出中华文明西来论。年伦敦大学教授拉克伯里编撰《中国古文明西来论》一书，他以巴比伦古史与中国古史相比较，认为中国民族来自巴比伦。说巴比伦的楔形文字为中国的八卦与文字之源，中国小麦系自巴比伦传入，一年四季、置闰月、12甲子循环，60年为一纪等皆来自巴比伦。巴比伦的酋长奈亨台(Nakunte)于公元前年率领巴克族东迁，此酋长即黄帝；巴克族即中国所谓“百姓”等。此说认为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全部外来，与本土并无渊源，把黄帝以前遂人、伏羲、神农等史事一笔抹杀。 　　“中华文明西来论”，直到我国考古工作起步，仰韶等古文化遗址的发现，才渐渐销声匿迹。何炳松氏《中华民族起源之新神话》一书对“西来论”提出严厉批评。他说：“欧洲人震于中国立国之悠久，及其在世界史上地位之重要也，于是大运神思，力言中国文化渊源西土，以示西洋人之有功于中国。” 　　我国许多学者不仅不赞成“中华文明西来论”，而且也不赞成苗族“外来说”。国内许多史学家都持苗族“神州土著说”。夏曾佑在其所著《中国古代史》中说：“蚩尤少时学于中国，南蛮为神州之土著。”林惠祥在《中国民族史》中说：“中国之中部和南部，本为苗族所居。自汉族移入后，渐与苗族接触。”他引用勃林顿的话说：“血统纯粹之汉族，自以为五千年前，来自昆仑，沿黄河之源，而进入中国之陕西境，在此处遇一野蛮民族，即罗罗与苗子。而征服之，或放逐之，然后沿黄河而进，逐至海滨沃壤。”宋文炳在《中国民族史》中说：“苗夷民族的来源，虽难确定，然据古书记载，有史以来，其根据地在今之江汉流域。”王桐龄在《中国民族史》中说：“西洋学者，谓此族(苗夷)为中国本部之主人，有史以前，曾占优势地位。”他还说：“现在中国动言五族平等，所谓五族，即汉满蒙回藏族。譬如一家人，汉族是长兄，满蒙回藏族便是幼弟，是为现在人的观察。若照历史上观察，中国之民族，除了满蒙回藏以外，还有一位长兄，即是苗族。”我们认为，“神州土著说”比较符合历史的真实。 　　之所以产生上述苗族外来说，一是当时我国的考古还没有这么多的发现，或创立“新说”者忽略了或不了解我国考古发现的真实；二是创立“新说”者猎奇，标新立异，创立一种新说，让后人去考证。因为无论“西来说”、“北来说”或“南来说”，都没有提供出令人诚服或值得进一步考察的人种学、考古学、文化学及语言学等方面的依据资料。可以说，苗族“外来说”只是一种“玄说”。 　　下面我们从考古发现、史籍记载、苗族心史传说三个方面考证苗族“神州土著说”。 　　考古发现：近百年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考古工作取得了一系列的突破。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教授，将中华民族概括为：“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启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 　　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万－万年前的能人有：重庆巫山人，安徽繁昌人字洞人和河北阳原大南沟人；万－万年前有云南元谋人，陕西蓝田人；万－50万年前有北京人，南山汤山人，广西百色人，贵州黔西观音洞人。50万－20万年前的直立人有：安徽和县人，贵州水城人，福建三明人。20万－5万年前的早期智人有：湖北的长阳人，贵州的桐梓人、水城人、盘县大洞人，山西的丁村人、许家窑人，陕西的大荔人，安徽的巢县人，辽宁的金牛人等。

　　上万年的文明起步。即大约在一万年前，我们的先民逐渐从渔猎、采集生活转入农耕生活，开始定居，进入母系社会。他们已开始从穴处群居的群婚生活走向地面，用木石建造石筑式、土筑式和干栏式的房屋，开始了聚落式的对偶婚生活。而且因为食物有了保障，农闲之时可以发明创造，改进工具，发展生产。从此跨入了“文明”的门槛。这也就是传说中的伏羲、女娲时代。 　　从距今五千年到距今一万年，南北各地都发掘出许多古文化遗址，说明我们的农耕文明已经开始传播。南方的主要农作物是稻，北方是粟。有大量的文化遗址和出土文物可以证明，中华民族在距今一万年左右，即已跨过历史“文明”的门槛。 　　虽然无法考证苗族与中国哪些古人类有渊源的关系，但我国解放前后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可以证明苗族祖先至少在00年前，即生活在中国扬子江(即长江)、淮河流域的广阔地区了。 　　根据现代文化人类学原理，一个族群或一个氏族部落，最早生活于某块土地或某个大陆，它就是这块土地上最早的土著民族。最早生活在中国黄河、长江流域的东夷、九黎部落集团，是中国古人类群团的遗留。中国学术界已经逐渐取得共识：“九黎”是苗族在黄河、长江流域建立最早的部落联盟集团。九黎、三苗、荆蛮、苗族，一脉相承。 　　年，我国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掘出了距今年前的生产工具、生活器具、各类艺术品等文物余件，以及丰富的栽培稻谷、驯养的猪、狗、水牛和捕获的禽兽的骨骸，工艺成熟、建筑结构复杂、有廊有柱的干栏式分间房屋等。专家们研究发现：河姆渡先民建筑住房时，先在地面打下密密麻麻的木桩，然后在上面架设地龙骨，再铺设地板，然后立柱架梁盖顶，构成底层高于地面的住房。这种既可防潮又能防止野兽侵袭的干栏式建筑，至今可在我国南方特别是民族地区看到它的传承，成了苗楚文化中独著特色的艺术建筑风格。现在苗族聚居的黔东南，尤其是在雷山、台江、凯里一带，随处都可以见到干栏式建筑一吊脚楼。苗族吊脚楼是河姆渡干栏式建筑的传承。 　　河姆渡遗址发现了大批的稻谷、米粒、秕谷、谷壳和稻根、稻秆堆积的遗物厚度平均达40―50厘米，计算稻谷总量当在吨以上。河姆渡丰富的稻谷遗存证明，早在00年左右，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就已出现了发达的稻作文化。我国一系列考古发现，历史上人工栽培水稻和粟等谷类作物，是南稻北粟，更准确地说，是东南稻西北粟。日本佐佐木乔主编的《稻作综合研究》就说：“年，盛永氏认为，中国稻的真正起源，应当追溯太古时生活于扬子江与黄河之间的苗族所写的历史”。 　　唐兰先生在《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化的年代》中说：“大汶口文化是少昊文化”，“少昊的英雄是蚩尤”，“我国历史的最早一页是黄帝和炎帝的阪泉之战与黄帝和蚩尤的涿鹿之战，由于炎帝与黄帝讲和了，所以蚩尤被杀。但在少昊民族中，蚩尤依然是英雄”。近代历史学家也大多认为少昊不是黄帝族，而是东夷集团的首领。 　　东夷集团是以鸟为图腾的氏族。《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郯子朝鲁的一段话：“高祖少皋(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说文》曰：“凤，神鸟也”，“凤之像也……燕颔鸡啄，五色备举，出于东方君子国。”根据现在所知的出土考古资料，上古鸟纹，所见最早的是在河姆渡文化遗址。河姆渡遗址的发掘物陶器上有双头鸟的纹饰，同现今黔东南苗族蜡染双头鸟的纹饰是一模一样的。历史学家顾颉刚说：“古代中国东方有个大氏族，名为鸟夷。他们以鸟为图腾，凡是鸟夷族或定居东方接受鸟夷文化的部族都说自己的始祖是从鸟卵里生出来的。”而在苗族的古歌中，天地是“科啼”、“乐啼”两只巨鸟生下来，人类的始祖姜央是枫木所生的即蝴蝶妈妈下的十二个蛋中的一个孵出来的。是名叫脊鸽的巨鸟替“妹榜妹留”孵的蛋，才生出了苗族的始祖姜央，以及雷、虎等。苗族的古歌和传说，都说他们的祖先是从东方迁来的，其东方老家就在东海之滨。 　　史籍记载：《山海经大荒南经》载：“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山海经海内经》载：“南方……有人曰苗民……名为延维。”郭璞认为延维即庄子篇所谓委蛇。闻一多认为延维或委蛇指伏羲，是南方苗民之神。 　　伏羲古称太昊或太嗥，最初见于《左传》昭十七年：“郯子曰太嗥以龙纪。”《荀子正论》云：“自太嗥燧人莫不有也。”《吕氏春秋十二纪》载“太嗥伏羲氏。”孔颖达《左传疏》云：“太嗥身号，伏羲代号。” 　　《白虎通德论号》载：“谓之伏羲者何?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于是伏羲……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治下伏而化之，故谓之伏羲也。”《风俗通》云：“伏羲以人事纪，故托戏皇，盖天非人不固，人非天不成也。” 　　《春秋世谱》载：“华胥生男子为伏羲，女子为女娲。”《广韵》云：“女娲，伏羲之妹。”《帝国世纪》载：“女娲氏亦风姓也，承庖牺制度亦蛇身人首，一号女希，是为女皇。”《春秋元命苞》以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 　　据侯哲安先生研究，苗族的远祖先人与伏羲女娲有密切的关系。他说：“伏羲女娲都是传说人物，甲骨文金文没有记载。直到战国时期著作中才把这一传说人物记录下来，而有关的少数民族如苗族瑶族则一直流传着他们的故事。这种传说不是没有根据的……江汉流域和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流传的洪水故事，以苗族、瑶族为最普遍。”他列表45个洪水故事，“一致地反映洪水泛滥，灭绝人类，兄妹一同避水得救，结婚生子，切割变人。其中苗族占20个，瑶族15个，彝族5个，壮族侗族栗粟族各1个，大部分兄妹名号与伏羲或女娲发音相同……说明苗、瑶等族的洪水故事，正是伏羲女娲传说在少数民数中流传的反映……应当说，苗族的远古先人与伏羲有密切的关系。”我们知道，东夷知名的部落酋长即太嗥，且信仰太阳神，以太阳为原生态图腾。“夷人中最早的氏族部落是传说中的太嗥……太嗥同大昊、晨、天地，表示太阳经天而行的意思……夷人奉太嗥为祖宗，自认为是太阳的子孙，或者是从太阳升起来的地方产生出来的……东夷族团中的重要氏族尚有蚩尤氏、有虞氏、殷商氏，等等。蚩尤氏原生态图腾亦为日，他曾战胜华夏集团的炎帝族而袭号炎帝。”这些考证与苗族的《焚巾曲》(又名“指路歌”或“引路歌”)所唱述的：“苗族的祖先原住在东方，挨近海边边，一眼看不到边，两眼看不到边，三眼看不到边。”不谋自合。 　　苗族心史传说：苗族最古老的的祭祖歌《吃牯脏歌》，反复7次唱到东方老家乡：“水牛乘着河浪走，水牛到海水日出处，富裕海边老家乡。”黔东南苗族说自己的祖先来自日出的地方，在13年一届的杀牛祭祖时，未把牛砍死以前，必须把牛头扭向东方，表示祭祀日出地方的祖先。《迁徙史歌》也反复唱到：“从前老家乡，就在海边边”。传说中的日出地方，海边边，只有站在山东半岛至江苏、浙江沿海一带，才能看到日出，看到天水紧相连。贵州知名民俗专家唐春芳经考证后说：“根据苗族古歌传说，苗族先民从原始群、母权制社会、父系制社会，到以蚩尤为首的部落联盟阶段，都居住在现今东起山东半岛、黄海之滨；南迄江苏、安徽北部；西及河南东、中部、北部和山西东南部；北达河北南部、东南部和山东西北部这广袤地区。换言之，现今整个黄淮大平原及海河部分地区，都是苗族先民的原始居地。” 　　贵州雷山西江是蜚声中外的千户苗寨。年，苗族女学者张晓赴西江调查，意外地发现一份《西江苗族简史》手稿。该手稿有如下记载： 　　“苗族同胞之源，来自黄海、渤海边竹林间，族名曰苗儿族，系敢雷(男)和务少(女)结晶。苗族开华夏于河北，定都涿鹿，国号曰九黎。查其伊始，苗族领袖蚩尤，统九兄弟，又各统九个，皆系统领。以居长者为号，故名九黎国也……斯民善于水，知鱼性，先以鱼为生，移河北，见土肥，气侯温，试五谷，成之继也。传于族，展子孙，耕作起，华夏然……蚩尤与黄帝之争，蚩败于黄，黄兴。蚩子傍蚩、福蚩、和蚩三者，心不悦。召九兄弟叔伯公议，立傍蚩为圣，继父业，复田土，报父仇。再败而下，立于江淮间。拓江淮地，安民心于几千年也……。” 　　在这里，我们注意到：“黄海、渤海边”，应是长江、淮河、黄河入海处。因为居住于大海边，所以“善于水、知鱼性，先以鱼为生”。“移河北”，其先民北渡黄河而入中原。逐鹿中原，“蚩败于黄”，其余部可能进行反抗，但大势已去，只能是“再败而下”。江淮本来就是其根据地，蚩尤残部向着长江淮河流域撤退，所以又能“立于江淮间”，以至后来又在长江流建立起强大的三苗国(第二章详述)。试想，如果江淮不是蚩尤部族的大后方，以其失败之众，又何能“拓江淮地”、“立于江淮间”呢? 　　综上所述，无论古籍记载、考古发现或是苗族的“心史”记载，都证明苗族为神州之土著，其祖先至少在00多年前，就已经生活在我国长江、黄河、淮河人海处的广阔地区了。不存在西来说、北来说、南来说。苗族在　年左右才进入中国之说，是不能成立的。 　　 　　北进中原 　　 　　从历史上看，苗族发祥于我国长江、淮河流域，曾北渡黄河，挺进中原，是最早进入中原的部落群团之一。诚如范文澜在其所著《中国通史简编》中说：“中国中部黄河南北，是平原肥沃的地区。住在周围的各种族，都想迁徙进来。因此，成了各种族斗争的舞台，也成了不同文化相互影响的场所”。他接着说，“东部是夷，济水流域是夷族的根据地，大概从东北沿渤海岸人山东境，南下到淮水流域。南部蛮族为苗黎瑶，由长江流域北进到黄河流域。西部是羌族，从西方侵入中原，与苗黎族杂居。”范文澜又在《中国通史》中说：“九黎族最早进入中部地区。” 　　由此不难看出，占领黄河中下游最早的，是苗族与羌族。苗族蚩尤部落和羌族炎帝部落，在当时极为活跃。范文澜又说：“炎帝，据说姓姜……很早迁入中原地区”。“蛮族中九黎最强，大概是联合九个部落，每个部落，各包括九个兄弟族，共八十一个兄弟族。蚩尤做为大酋长。” 　　《后汉书东夷传》载：“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玄夷、黄夷、白夷、赤夷、风夷、阳夷。”据唐春芳考证，畎夷、于夷、方夷、玄夷、黄夷等是古代苗族支系的称呼。他说：“畎夷即古代信仰‘盘瓠’(狗图腾)……今湘、鄂、川、黔相邻地区信仰盘瓠的苗族，是古代畎夷的后裔……方夷、黄夷为古代以猿猴为图腾的苗族……玄夷即以燕子为图腾的苗族支系……风夷是以鸟中之王的凤凰为图腾……”在湘西苗族地区，民间流传着“神母犬父”的传说(苗语称“乃滚马苟”)。传说神农时代，西方恩国有谷种，神农张榜布告天下，谁能去恩国取得谷种来，愿以亲生女儿伽价公主许配给他。龙犬不畏艰险，跨海西游，到了恩国把谷种藏在尾巴上，与洪水搏斗了七七四十九天。待上岸来，尾巴上仅存三粒谷种。龙犬将这三粒谷种带回，神农将公主许配给龙犬。不久公主生下了一个肉球，神农用剑劈开，跳出6男6女，后来这6男6女长大成人，自相婚配，繁衍族类。因此，苗族敬奉龙犬。王大有在《蚩尤氏在中华文明史上的杰出地位论纲》中指出：“昔天之初，蚩尤氏为苗蛮九黎东夷最高君长。”苗族“都是头戴飞鸟形凸玉冠上插羽毛，这种玉冠，首见于河姆渡文化(距今多年)，发达于良渚文化(～4年)－大汶口文化(～年)－龙山文化(～年)的陶器、玉器上，尤其集中于玉圭、玉钺、玉冠上。这揭示了三苗氏族是由长江流域逐渐北迁进入河南、江苏、山东、河北，所以称‘宇于少昊’。《山海经大荒南经》说：‘蚩尤所弃桎梏，是为枫木。’也揭示了蚩尤本是风夷阳夷人，由南来北上。” 　　王子明在年7月25日《扬子晚报》上，发表了题为“南博发掘阜宁陆庄遗址，首次解开蚩尤部族良渚文化消失的千古之谜”的文章。文章说：“我国古代最发达、文明程度最高的良渚文化4年前突然在太湖地区消失，成为考古学界的‘千古之谜’……阜宁县张庄遗址的发掘，首次在江淮地区发现良渚文化遗址，探明良渚文化在太湖地区消失后由南向北迁徙……从而解开了这一‘千古之谜’……这一发现还对研究文明的起源、国家的产生具有重要意义。据《史记》记载，在公元前21世纪之前，良渚文化部族首领蚩尤曾与轩辕黄帝发生一场战争――涿鹿之战……这一发掘，印证了蚩尤部族的北上……。”何驽先生认为，良渚文化即是蚩尤文化，良渚玉器流行的那种神人兽面图象即是蚩尤象，当然河南龙山文化就是黄帝集团，良渚文化的衰亡就是黄帝大战蚩尤的结果。将河南龙山文化视为黄帝集团，则黄帝文化自然应该是王湾类型，蒋乐平先生正是这样推定的，而且他也认为良渚文化为蚩尤文化，良渚文化的衰亡与黄帝战蚩尤有关，当然陕西龙山文化及河南龙山文化三里桥类型则被推测为炎帝文化。 　　我国著名的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在叙述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时说过：“在相当早的时期，距今三千多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由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触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入了这个核心。它在拥有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被其它民族称为汉族。汉族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壮大，而且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的网络，奠定了以这个疆域内许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称为中华民族。”从费孝通的这段话看，华夏族即汉族是后来才占有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的。 　　苗族是从南方，严格说是从东南方向北扩展挺进中原的。在他们北进中原之前，其部落文化、劳动生产力亦比较发展，已经进入相对定居的农耕文明生活阶段。随着人口的繁衍及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他们北渡黄河，挺进中原，寻找更加肥沃的土地，力图进一步扩大部族的势力范围。九黎族北进中原后，兼并了不少氏族部落，发展很快。《管子地数篇》说：蚩尤在葛卢山发现铜矿的当年，兼并了9个诸侯，在雍狐山发现铜矿的当年，又兼并了12个诸侯。其地望大体在山东、山西、河北地区。《初学记》引《归藏启筮》说蚩尤“登九淖以伐空桑”，是说蚩尤用武力占领了少昊建都地空桑。“空桑”即“穷桑”，《帝王世纪》说：“少昊……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蚩尤所伐的“空桑”，实际就是少吴建都地的山东曲阜。《勉周书尝麦篇》说“蚩尤宇于少昊”，这是说蚩尤攻战了少昊之都曲阜，遂居住在原来少昊的地方。 　　由此可看出，九黎部族挺进中原后，其势力范围先后达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的广大地域。至今中原乃保留有蚩尤及其九黎族的遗址、遗迹。尤其是在山东、山西、河北一带，现在有很多人都说蚩尤是他们的祖先，这可能是九黎族战败后，其部分未南下的后裔融入华夏族中，虽然现已成为汉族，但他们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先是九黎族，蚩尤在他们心中永远是自己英雄祖先。 　　 　　一统“九黎” 　　 　　苗族发祥于长江、淮河及黄河入海处，即浙江、江苏、山东沿海的大片地方。他们向西南面发展，进入安徽、湖北、湖南和江西。向北面发展，渡黄河而进入河南、河北和山西。在不断的拓展中，由松散的若干氏族逐步组成较大的若干部落，进而又由若干部落形成一个大部落联盟，这个大部落联盟的名称即叫“九黎”。“九黎”凭借着优越的地理条件，一跃而成为雄居祖国东方的最强大的部落联盟或部落之国。 　　《吕氏春秋荡兵》记载：“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剥林木以战矣，胜者为长。长则不足以制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制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出于君，君之立也出于长，长之立也出于争。争斗之所自来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 　　《越绝书》马融曰：“蚩尤，少昊之末，九黎之君”。 　　《国语楚语》云：“九黎，黎氏九人，蚩尤之徒也”。 　　《战国策秦策一》高诱注：“蚩尤，九黎民之君子也”。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孔安国语曰：“九黎君号蚩尤是也”。 　　《史记五帝本纪》(集解)云：“蚩尤，古天子。” 　　《周书吕刑》曰：“蚩尤对苗民制以刑”。 　　还有《尚书吕刑》、《吕氏春秋荡兵》、《战国策秦》等，都说蚩尤是“九黎”之君。近人章太炎在《排满评议》中也说：“蚩尤为苗族豪酋，则历史言苗者始此”。王桐龄在其所著《中国史》中写道：“川湖云贵之交，是苗族分布地。唐虞以前之九黎，唐虞时代之三苗，周之荆蛮……皆系此族创立之国”。他把九黎、三苗、荆蛮看作是古代苗族部落所创立的国家。 　　缪凤林也在《中国史要略》中说：“蚩尤为九黎之君，九黎之民，先在河南，时乃进展至河北”。 　　可见，蚩尤系九黎之君，古天子，并对苗民制以刑。假设九黎不是国家，那里还会有君呢?国家与法几乎同时产生，所以作为九黎之君的蚩尤对苗族制以刑。只不过史前之国与今之国不同，古国之君却又带有很浓厚的部落酋长性罢了。 　　徐松石在其所著《泰族僮族粤族考》中说：“蚩尤与黄帝大战于河北的阪泉涿鹿。苗族势力，当日似扩展到冀北境，逼近今日所谓关外”。童书业在其所著《中国疆域沿革略》中说：“钱穆古三苗[即九黎]疆域考……在今中原，其境约西至陕西东部，北至山西南部，中至河南中部，南至河南南部”。梁聚五总上几说，得到一个看法：即九黎区域，可能西至宝鸡，东至嵩山，北至怀来，南至信阳。黄河由北而南，抵潼关，折而东，构成“乙”字型，贯通九黎全境。而离石水、无定河、延河、北洛水、渭水、洛水、泌河又纷纷注入，更助长黄河的趋势。沿岸土地肥沃，耕作便利，确具有古代建国的条件。《史记》说：“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间”。这不是偶然的。一追想到当时发现这块地方，辟草莱，以诛除害人的毒蛇猛兽之创史者，又不能不归功于“九黎”的君民了。 　　九黎族古时多简称黎，蚩尤为九黎之君。在后期文献中所记载的黎地，可以对九黎地望略知一二。《说文解字》云：“(黎)……在上党东北”。《汉书地理志》说在“上党壶关县”。《后汉书郡国志》云：“壶关县，有黎亭，故黎国。”晋东南今仍有黎城壶关县。《括地志》说：“故黎城，黎侯国也，在潞州黎城县东北。”《尚书》中有一篇“西伯勘黎”，专记勘灭黎国的经过。《磁平寰宇记》说：“蚩尤城在(安邑)县南十八里，其城今摧毁。”徐旭生先生认为：“这些全是黎氏之地，蚩尤的领土。” 　　雄居祖国东方的“九黎”部族耕植水稻、饲养家禽、修建房屋、建造舟船、冶炼金属、观察天象、信奉鬼神……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古代长江与东方文化。诚如民国《贵州通志土民志》所载：“夫苗族之在中国，论者谓尚在汉族之先，彼族君长如蚩尤者，明乎天道……实始造兵杖剑矛戟以威天下，其才横绝一代。又如，中国周秦之刑法，亦实始于苗族。由此观之，苗族之开化亦与汉族同时。” 　　我们读几位史学家的论述。一是王桐龄在《中国民族史》中说：“当时苗族文化，相当发达，第一发明刑法；第二发明兵器；第三发明宗教。后来汉族所用之五刑、兵器及甲胄，而信奉之鬼神，大抵皆苗族所创，而汉族因袭者。”二是宋文炳在《中国民族简史》中说：“苗夷文化，在现代似无可称述，惟于上古时期，极为发达，影响汉族亦很大。简单叙述，约分为：一．刑法。……；二．兵器。……三．宗教。……此三件，均为苗族发明，有裨益于汉族甚大。”三是章钦在《中国古代史》中引《尚书吕刑》有关苗族发明刑法记载后说：“是则肉刑之创始起于苗族。自黄帝以来，至于唐虞，本族与苗族竞争方烈，本族卒代之而起，沿用苗族之刑法以制苗民……而其后，渐用其法以制本族。于是，肉刑之制立，而后也沿袭以行矣。”四是夏曾佑在《中国古代史》中说：“蓄所谓墨劓宫大辟诸刑，本黎民苗民之法。”五是蒙文通先生在《古史甄别》说：“中国古代之文化，创造于泰族，导源于东方，炎黄二族后起，自应多承袭之。”六是盛襄子在《湖南苗族史述略》中说：“今征之古史，苗瑶盖为中国巫教的首创者，今汉族通行的道教一巫教犹有往茅山一苗山学法之说，是可证明。” 　　以上汉族史学家的论述是有根据的。我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 　　关于刑法。据《尚书》、《周书》、《吕氏春秋》等记载，蚩尤之时，已有刑法，而且极其苛毒。《尚书吕刑》载：“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度。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并制，罔差有辞”。其注云：“蚩尤作乱，当是作重刑以乱民，以峻法酷刑民。”《周书吕刑》载：“王曰，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苗民弗用灵，制以刑……遏绝苗民，无世在下。”说明苗族是法律文明起源最早的民族共同体，它不仅以大刑攻于外，而且以中刑，薄刑施于内。《墨子尚同中》的记载印证了这一点：“昔者圣王制为五刑，以制天下。则此其刑不善?用刑则不喜也。是以先王之书，《吕刑》之道日：苗民否用练折则刑，惟作五杀之刑，日法。则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为王杀。”据载苗民的肉刑共分四类：劓、说明苗民当时处于中华法律文明的前列。夏曾佑在《中国古代史》中说：“蚩尤为九黎之君。”九黎之君，对九黎黎民制以刑，蚩尤所统领的“九黎”集团最早使用刑法。有刑法必有罪奴，必有压迫，本在情理之中。说明蚩尤所统领的九黎部落集团，其社会生产力已比较发展，已经紧靠阶级社会的门坎，跨过门坎，就是阶级社会和国家的时代了。历史上，苗族虽然是一个战败的民族，但其内部始终保持和弘扬“九黎”时所创造和传承下来的“法律文化”。议榔立法，理老司法，鼓社执法，其古理古法、典章制度自成一体。《大清律例》就明确规定：“苗人与苗人相争之事，俱照苗例完结，不必绳以官法，以滋扰暴”。《清高宗实录》卷(39)：“一切(苗人)自相诉讼之事，俱照苗例完结”。“苗人愿照苗例完结者，免去相验解审”。这“苗例”指的就是苗族自身内部的“法典”。千百年来，苗族依靠其内部产生并世代相传的古理古法，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一直保持安宁。一切生产、生活事务都按国家法和民族法进行。 　　关于武器。《尸子》云：“造冶者，蚩尤也。”《管子地数篇》云：“蚩尤受金作兵”，“蚩尤受庐山之金，而作五兵。”“蚩尤受葛庐之金而作剑铠矛戟。”《龙鱼河图》载：“蚩尤兄弟八十一人……造五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越绝书》云：“黄帝之时以玉作兵。”《太平御览》云：“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吕氏春秋荡兵》载：“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剥林木以战矣，胜者为长。”古人往往把劳动发明的文化英雄崇拜为神，这是对超常的劳动创造能力的崇拜之人格化。大约因为蚩尤部落最先使用金属武器，在战争中大显神威，所以经神话思维的作用，蚩尤就被幻想为“铜头铁额”的神化人物，而且还“人身牛蹄，四目六手”，神通广大。在《苗族古歌》和《苗族史诗》中，都有“运金运银”、“打柱撑天”、“铸造日月”等篇章，涉及到金属的冶炼，都有寻找金、银、铜，铁等方面的内容。这表明，蚩尤部族最先进行冶炼，提炼金属。“以玉作兵”的黄帝征讨“以金作兵”的蚩尤，曾因武器的悬殊而“九战九不胜”。王献唐在其所著《炎黄氏族文化考》中写道：“有此利器，以新兴民族临之，故冲横决荡，无不如志。其最难制服者，厥为蚩尤，以蚩尤能作兵器，藉兵器之利，与黄帝争衡，无他谬巧也。”现在中国军事博物馆记述“蚩尤造兵器”一事，文字表述：“传说，蚩尤既聪明又勇敢。他将牛角装在头上，作为兵器使用；为了鼓舞士气，他又用兽皮制成大军鼓，军鼓发出响雷般的声音，曾让黄帝的军队胆战心惊。他制五兵，造九冶，对中国兵器的发展有过重大贡献。人们将蚩尤与天、地、日、月诸神并列，称其为‘兵主之神’。” 　　关于宗教。《广博物志》卷九引《玄女兵法》载：“蚩尤幻变多方，徵风招雨，吹烟喷雾，黄帝师众大迷”。《述异论》载：“蚩尤能作云雾”。《山海经大荒北经》云：“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不难看出，蚩尤在与炎黄的战争中使用了战争巫术手段，“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变幻云雾”，“徵风招雨”等自然神灵和实施本族团巫术手段攻伐黄帝。苗族率先发明的宗教即巫教。 　　据众多的文献记载，苗族巫教不但源远流长，而且影响深广。汉代，荆楚之俗“信巫鬼，重淫祀”。“其俗少学者而信巫鬼”。晋代，襄阳之俗“信鬼神。”引。南朝时，“鄂俗计利尚鬼，病者不药而听于巫”。隋代，“大抵荆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唐人元稹诗《赛神》：“楚俗不事事，巫风事妖神。事妖结妖社，不问亲与疏。年年十月暮，珠稻欲垂新。家家不敛获，赛妖无贫富。杀牛贯官酒，推鼓集顽民。暄阗晨闾隘，凶酗日夜频。”宋代，“荆湖民俗，岁时会集或祷祀，多击鼓，令男女踏歌。” 　　元代，“楚俗信巫不信医……凡疾，不计久近深浅，药一入口，不效，即屏去。至于巫，反复十数不效，不悔”。明代，保靖，永顺之俗“疾病则击铜鼓沙锣以祀鬼神”。清代，苗疆“其俗信鬼尚巫，有病不用医药，辄延巫宰牛禳之，多费不惜也”。“苗中以做鬼为重事，或一年三年一次，费至百金或数十金，贫无力者，卖产质衣为之”。近人刘锡蕃说：“苗人崇信神巫，尤胜于古，婚丧建造，悉以巫言决之。甚至疾病损伤，不以药治，而卜之以巫，以决休咎”。凌纯声、芮逸夫也在《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中说：“苗人鬼神不分。凡是在他们神圣领域之中，而认为有超自然能力，无论是魔鬼、祖灵或神祗都称之为鬼。”可见，苗族率先发明巫教。自古以来，巫鬼在苗民中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 　　陈靖在《论苗族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中的贡献》一文中写到：“蚩尤部族在北方所开拓发展的主要地域，从史学家们的论证来看，在今河北、山东、河南及山西南部的‘黄河中下游’这片土地上。从考古学家们的物证来看，那就远不止此了。以徐旭生为代表的中国古史学家还绘制了一幅地图来表达他们的观念：南起杭嘉湖平原，北至冀豫平原，从东海、黄海至渤海这条海岸之西，至太行山、大别山这片土地，并认为这是中国古史最辉煌的时期，是我国古代最发达，文明程度最高的良渚文化。这一最辉煌文化后来因为东夷西侵和涿鹿大战，致使蚩尤及其部族遭到了千古不幸。” 　　从以上可看出，苗族先民挺进中原后，统一于“九黎”部落，蚩尤是其大首领。“苗族先民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在生发开来的时期里，就是当时最为先进的。一个弱小的文化族群在失败后是容易改变自己民族的文化的，而一个曾经先进和强大而最后失败的文化族群，是最不容易改变自己的文化，而且还会变本加厉的坚守为一种“守持心理定势”，以建立自己族群的文化自信心。苗族就是这样的民族，他们在历史的进程中，是从来都没有失去过自己的民族文化自信心的。”直至现当代社会，苗族无论在中国、在东南亚或在西方，他们都固守着本民族的传统文化。